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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黄仁宇全集:中国大历史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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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仁宇先生(1918-2000)以其独特的视角以及流畅的运笔,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使海峡两岸出版界和知识界产生了良好的互动。他的"大历史观"(macro-history),在史学界影响深远,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。
2008年恰逢黄仁宇先生诞辰九十周年,为了让广大读者更方便、更全面地阅读、研究和收藏黄仁宇先生的作品,也为了表达对他的纪念和缅怀,我社将黄仁宇先生的史学专著、论文、随笔、小说、通讯报导和自传等著作编辑整理,以《黄仁宇全集》(十四册)的形式首次出版。
此外,黄仁宇之子黄培乐先生在全集出版前夕,寄来了不少黄仁宇先生生前的相片,不少是首次公开,这也是全集出版过程中的一大亮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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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世纪时,低洼国家全部为勃艮第(Burgundy)所得,而勃艮第的领域又牵连到今日德法间的一部分,在地图上看来,也很有在德法之间,造成一个第三王国的趋势,所以它的主持人,希望在全境实施中央集权,于是组织新法庭,遣派法官,全面抽税。只是开创伊始,大公爵战死。1477年留下一位女公爵玛琍年方二十,于是低洼国家很多市镇,集会于根特(Ghent),向玛琍提出一种文件,叫做大特权(Groot Privilegie)。内容与英国之大宪章(Magna Carta)比美。其中规定最高法庭对各地有能力自行裁判的案件不得过问,女公爵不得于未获取各市镇同意之前对外宣战或对内颁发新税令,不得派遣非本地人为地方官,甚至女公爵本人的婚姻,也要经过市镇代表的同意John Lothrop Motley,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(London,n.d),Vol.I.p.51.。当时玛琍出于无奈,只得接受。这样更增强了各地区自治的趋向。
一到16世纪,低洼国家经济的发展,有了更显著的进步。弗兰德斯的毛织业和阿姆斯特丹之成为主要的港口,已经增加了这地区的重要性。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第五,一心要掌握全欧,也认为低洼国家是他祖传家产,又揭开了反宗教革命(counter Reformation)的旗帜,于是以排斥异端的名义,增强对各地方的控制。这样就把低洼国家的政治、法律、经济问题和一个思想信仰的问题,连成一串了。
查理第五在1550年发出的敕令,至今仍能令读者感到战栗。内称凡印刷、抄写和传播路德、卡尔文、茨温利(Zwingli)等离经叛道的文件的人,一律处死。即未经批准,私自阅读《圣经》,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之下讲解《圣经》的也处死。如果触犯这罪条的人表示忏悔,则男子斩首,女子活埋,要是不忏悔的即绑在木桩子上烧死。查理第五还说是因为他被其他政事羁绊,没有将这敕令全部付诸实施。但是一个目击其事的人提出,在1546年,即敕令尚未颁布之前四年,仅在荷兰(这是荷兰省,不是尼德兰国)和弗里斯兰(Friesland)两省,因触犯异端的罪名而丧生的,已逾三万人Motley,Vol.I.pp113-114,254-257;其实查理第五已于1529年发出类似通令,唯其时尚未任皇帝,见Emile GLeonard. A History of Protestanism,Joyce MHReid译自法文(London,1965—1967),VolII,pp77-78.。
查理退位之后,菲力普第二继承,他立即重申前令,并且于1560年在低洼国家设立新主教区(bishoprics)。所谓西班牙的大讯问(Spanish Inquisition)已经开始。以后的事经各种教科书载明。当阿尔瓦(Alva,或Alba)被任为军事总督之后,他在低洼国家内有执掌民事之大权。在他恐怖政治之下,丧生的又有一万八千人,也包括了当地一部贵族。因为西班牙军队需用给养,则就地增设物品销售税,值百抽十,一件物品转手十次也被抽十次。于是激起普遍的抵抗。荷兰于1581年宣布独立。因为英国的资助和同情,菲力普即派遣舰队征英。大陆上的战事缠绵,直到1609年才签订停战协定,至是西班牙已事实上承认荷兰的独立。而正式的承认,则要在三十年战争之后,去荷兰之宣布独立已有六十八年,距他们开始武力抵抗则有八十二年。
从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角度上看来,这一段历史,有数点值得考究之处。荷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,以后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体制。但是这独立战争之间,阶级斗争的成分淡薄,或者根本即不存在。低洼国家尤其是荷兰,不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区,当抵抗西班牙战事发生的时候,当地贵族与平民一齐参与,实际成为一个民族战争。只是根据一个目睹者的报告,战后幸免的贵族,家产荡然无存,虽然想保存昔日的派头,实际上他们已成为城市里绅商的雇员Herbert HRowen,ed.,The Low country in Early Modern Times(New York,1972),pp221-222。而荷兰之能向工商业跃进,大半由于战事所赐。安特卫普(Antwerp)的港口既为西班牙军所破坏,阿姆斯特丹的地位,因之增高。大批技工员匠,又在战事期间北迁,于是荷兰的纺织业及冶金业获得显著的进步。这些因素摆在市镇居民地方自治的背景上,就已造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典型。况且荷兰的农业向来专业化,畜牧重于耕耘,更有增进水上交通发展商业的必要。
至于宗教思想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,不易论断。只是认为卡尔文派提倡的定命论(predestination)立即可以构成资本主义的思想,考之于荷兰独立战争的事迹,不尽符合。低洼国家之抵抗菲力普仍有天主教徒参加。西班牙的大讯问,也不是纯粹在信仰上的虔诚着眼,而是准备设立新主教,以天主教的纪律钳制居民,实行中央集权。与新教的冲突,主要在后者提倡凡信徒即是神父(priesthood of believers)的说法。领导荷民抗战的威廉(William the Silent)即由天主教徒改为路德派后才再改为卡尔文派,荷兰独立的形势甫告稳定,卡尔文派内即因定命论的解释发生争执,他们的教堂(Reformed Church)仍不许放债者参加他们的圣餐仪式,大学内仍不给予这些人学位。而且各种神学家,也可以把定命论作不同的解释,以支持他们的政治思想。直到荷兰和弗里斯兰两省宣称教堂不能干涉银行之事,而执政慕黎斯王子(Maurice of Nassau)也说:我也不知道定命论是蓝是绿,这种纠纷才渐告平息RH.Tawney,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(New York,1926),p.238;Rowen,p.11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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